周光真（1953-2018），超越时空版履历 1953年，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深灰色的家庭。父亲曾是上海地方法院的书记官。母亲曾在电影院当译言风（无声电影放映时念台词）。 

1958年，父亲在一次政治批判会的前夜投井自尽。当时哥哥七岁，我五岁，弟弟出生才三天。舅舅因得罪了领导被送去劳动教养。我像一棵掉入石缝中的小草，在干旱与烈日中生存着。 

1960年，进入一所仅有两个班级的春光民办小学；母亲与外祖母在里弄加工组工作，勉强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靠经济救济度日，全家每月收入仅25元；消化道停工待料，我就卧倒睡觉。我家一贫如洗，我骨瘦如柴。那时代，亲友相见的第一句恭维语必定是：“您好像又胖了。” 

1966年，我小学毕业，文化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少年--我曾被推上脚手架画了不少毛主席像。其后四年中，我在中学校园里学习了一本270页的毛主席语录和每日更新的大字报；

1969届中学毕业生面临下乡上山一片红。可是，毛主席挥手我没前进。我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我被容许留在城里吃闲饭，就读了四年“天井大学”。我自学书法，篆刻，中国画，人物速写与文学。每天练毛笔字两小时；

1973年，我被分配到一家生产玩具的里弄加工组—1958年为解放妇女劳动力而创办的生产单位形式。我继续苟延残喘。因家庭出身与经济条件而自卑。我渺小，就像一棵被人任意践踏的小草；

1978年没有高中文凭的我考入了静安区业余大学中文专业。对于一个经历十年动荡，没有中学文凭的人，我沾沾自喜。竞争这个名词终于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1979年，我被调到上海长宁区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厂工作的十年中，我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获得大专文凭以后，我先后学习了素描班了两年，美协国画人物进修班一年；

1985年《周光真瓷刻艺术展览》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揭幕。在此以前个人名利追求都会受到批判，个人艺术展览都是不容许的。那次展览是我踏出的艺术人生的第一步。同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瓷刻技法》在《美化生活》杂志上发表。

1988年，在烧成以后的坚硬陶瓷上镌刻与在湿软的陶土上雕刻相比，瓷刻只能算是一种舍近就远的民间工艺，我希望学习现代陶艺，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研究所李游宇老师成为我的陶艺专业的启蒙老师，瓷刻成为我进入美国大学进修陶艺的敲门砖；

1989年通过托福考试，并获得了奖学金，我成功赴美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留学。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踏上国际航班时36岁的我口袋里装着136美钞和一张1360元人民币的借条。同年，我的第一篇陶艺专业文章《漫话现代陶艺》及我在李老师那里烧成的两件陶艺作品在《中国美术报》发表；

1989年8月底，36岁的我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涯。奖学金只是抵付学费。我在一家中餐馆做了半年。当然，我在那里不是做陶罐，而是洗瓷盘。人在室外停留的极限时间为20分钟作为形容当地的气候没错。头年冬天我曾当过逃兵，坐上灰狗巴士穿越了半个美国。我像一棵枯萎的野草；

1991年，我获得硕士学位。我将无法运走的作品留给了博物馆，提着两行李箱的书了到加州。毕业以后曾经在洛杉矶地区担任“饥饿的艺术家”两年。我曾在画廊裱画，广告招牌公司，电话簿公司等处打工，同时瞒着房东在小卧室里捏小陶人；

1991年夏天，我和未婚妻每人交了36美元，搭上赌城发财团的旅游大巴到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半夜，我们在24小时开放的市政府办理了登记手续。第二天我俩穿着汗衫短裤走进婚礼教堂。婚礼教堂里的观众席上是三位在旅游大巴上刚认识的上海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但是相机里的胶卷没有到位；

1993年，我们搬到了高科技中心硅谷。我当过九个月的职业驾驶员，驾驶着中型的货车为高科技公司递送产品零件。到美国的第五年，我，一棵野草才开始泛出绿色；

1995年，我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顾客服务部工作了五年。接电话，回答疑问，解决顾客的各种疑难杂症。在工作的空余时间，我阅读了许多美国陶艺书刊，并在台湾《艺术家》，《陶艺》等刊物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为了使用学校的陶瓷工作室与设备，我又在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当时，我是全日制学生，又有一份全日制的工作。我利用早上与周末时间上班，平时下午上课。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我竟然能够工作学习两不误；

1996年8月，在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我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今日美国陶艺作品”幻灯讲座，并由此结识范迪安老师和吕品昌老弟。此后三年中，我曾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举办过讲幻灯座；

1998年我的第一部陶艺著作《今日美国陶泥家》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西方现代陶艺的著作。我捐赠了200册书籍，委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代为邮寄给全国各地主要美术学院和各大城市的图书馆；

1999年第一次组团，七位陶艺家全部获得签证对我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为此后十年的赴美交流成功地打响了第一炮。其后每年都有一个中国陶艺家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陶艺教育年会；同年，我组织了一批美国陶艺家赴中国交流，其后，每年都有一到两批美国陶艺家赴中国访问，交流；

2000年, 第一届两岸三地当代中华陶艺作品展在美国陶艺教育年会举办。那是我第一次与美国陶艺教育年会合作。同年，我将20余件美国陶艺家作品运抵上海，参加了上海艺术博览会；

2001年，我的第一件陶艺工具专利产品获得批准，我因此创办了一家陶艺工具材料公司，兼营批发与网络销售，并逐渐发展成美国陶艺圈中颇有知名度的公司，为中美陶瓷文化交流奠定了烧钱的基础；同年，我第一次与宜兴陶瓷艺术界合作，策划举办了宜兴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

2004年, 我与台湾《陶艺》杂志总编曾冠录合作，编撰了第一本介绍两岸三地的陶瓷文化著作《中国陶瓷文化旅游手册》(中英文双语版) ；

2005年, 再次与宜兴市政府及陶艺行业协会合作，参与策划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和美国陶艺教育年会都为这次活动背书。我带领了三十余位国际友人与会，并有许多陶艺家们为宜兴陶瓷博物馆捐献了作品；

2009年3月，应李游宇老师的邀请，我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任客座教授五周。同时我在中国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和位于宜兴的无锡工艺与技术学院举办了题为《主流美术与当代陶艺的关系》的幻灯讲座，趟入地雷阵；

2009年8月，30余件陶艺作品运抵北京。美国最佳陶艺作品展—在第12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揭幕。征集作品，运输，布展，宣传，我为此投入将近两万美元。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美女记者向我索要了陶艺作品的图片。十二件作品占据了两页彩色版面。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本《读者》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2009年9月，我征集了近十九件美国陶艺家作品运抵景德镇，参加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其中十五件作品捐给了景德镇；

2010年，我的自传《陶艺情缘》(十七万字)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1年，我的陶艺理论著作《新生代陶艺家手册》由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3年，《周光真陶艺作品与成就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揭幕。我搬回了老家；

2018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我在睡眠中逝去。享年65岁又7小时。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人世。我没有来的及支取一天的美国政府的退休金。古人云：老而不死自为贼；

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我的追思会在上海明星体育馆举行。人海，车流，鲜花，贺卡，还有泪水。我的粉丝从世界各地涌来。我女儿将我的骨灰盛放在我自己做的陶罐里，运到美国，埋在自家的后花园里。一小撮被我打压的晚辈陶艺家暗暗窃喜，总算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2019年，盖棺论定，我被文化部追认为国际陶艺交流大师。因大师的名义，我的陶艺作品价格突然飙升，成为国际陶艺界拍卖价格之最；

2021年，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优惠与热情劝导下，我女儿特地从美国回来，在上海投资创办了《周光真陶艺博物馆》，全数展出我生前的陶艺作品与我收藏的中美两国的陶艺家作品。博物馆建筑耗资上亿，豪华绝顶；

2025年，《周光真陶艺博物馆》开馆以后好景不长，博物馆门可罗雀。2000年以后出生的族群认为我的作品早就过时了。最后我女儿因维护经费不足而将博物馆出售；全部藏品捐赠给中国当代陶瓷博物馆却被拒收。理由是场地不足。我女儿一气之下将我的陶艺作品与收藏品全部粉碎，变成粘土，回归大地。至时，我周光真陶艺作品的存世量回归为零。

2026年，我的外孙女偶尔在我的一堆遗物中发现了我的中国手机。她吃惊地发现我的手机竟然还有电。打开一看，短讯邮箱爆满。三天前还有一条短讯，竟然是邀请我参加一个大型国际陶艺活动；

2028年，《周光真陶艺博物馆》原址被改建成一家全国连锁的特快餐厅。餐厅供应一种不需要咀嚼，按年龄，体重，营养成分配制特别快餐。

特快餐厅生意火爆。民以食为天。